
人日
详细内容
简介
相传,女娲在创造苍生万物时,按顺序依次造了鸡、狗、猪、羊、牛、马等牲畜,并于第七日创造了人,于是这一天就成为人类的生日。因此,农历正月初七被称为“人日”,另有“人节”“人庆节”“人口日”“人七日”等叫法。
人日作为节俗,肇于汉朝,兴于魏晋。在古代,人日有戴"人胜"的习俗,人胜是一种头饰,又叫彩胜,华胜利,从晋朝开始有剪彩为花、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来贴屏风,也戴在头发上。此外还有登高赋诗的习俗。唐代之后,更重视这个节日。每至人日,皇帝赐群臣彩缕人胜,又登高大宴群臣。如果正月初七天气晴朗,则主一年人口平安,出入顺利。
历史记载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登高赋诗。
西汉·东方朔《占书》:岁正月一日占鸡,二日占狗,三日占猪,四日占羊,五日占牛,六日占马,七日占人,八日占谷。皆晴明温和,为蕃息安泰之候,阴寒惨烈,为疾病衰耗。
清·富察敦崇 《燕京岁时记·人日》:初七日谓之人日。是日天气清明者则人生繁衍。

民俗文化
正月初七过人日,是汉族中国人传统的习俗之一,但近年来逐渐式微,已几乎不见踪影。除了偶尔能想起“初七是女娲造人的日子”,在大多时候,人日作为一个节日,只存在于汉族中国人群体遥远的文化记忆之中。
在广东,人们有人日当天郊游赏花、登高饮酒的习俗,更有节日才食的“七宝羹”和“董天饼”。
而在成都,人日这一天则有一项独特的活动,即游草堂,吊诗圣。

清末至民国初年,四川简阳人傅崇矩编纂有《成都通览》一书,详细介绍了成都的人文风物。1987年成都巴蜀书社再版的《成都通览》上册“成都之民情风俗”一节中,有“正月初七日,游工部草堂”的记载。足见在那时,人日游草堂的习俗已经是成都本地人新年间必有的活动之一。[1]
每年的正月初七,成都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甚至全国各地的文人墨客,都会来到草堂寺(今成都市杜甫草堂博物馆),吟诗作赋,祭祀杜甫。
杜甫与成都的渊源不可不谓厚重。乾元二年(759)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后又几经辗转,最终流寓成都,在成都城西郊的浣花溪畔筑起一间茅屋供自己和家人居住。而杜甫在这里的住所,后世称杜甫草堂。在成都居住期间,杜甫进入了一个相对高产的时期,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奠定了他诗圣的称号。
杜甫一生有众多友人,而在成都,不得不提的是高适。杜甫早年漫游时,结识了高适与李白等人,他们一道策马梁宋,饮酒作诗,结下了深厚友谊。[2]
上元元年(760),高适五十七岁,从彭州刺史改任蜀州刺史,获悉早年的好友杜甫流落在蜀,便时常资助他。就在他刚上任的第二年,即上元二年(761年),高适在正月初七,也就是人日这一天题诗寄赠杜甫,以表深思。题曰《人日寄杜二拾遗》,诗曰: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
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
身在远藩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
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
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
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诗中的“杜二”指的就是杜甫。杜甫于至德二年(757)官拜拾遗,在写下这首诗时,高适仍以旧职相称。
高适在诗中表达了对杜甫的思念之情,从初春的景色使人思乡谈到了自己身在蜀地,无法参与国家大事,于心不安。最后自惭老迈却身居刺史之职,有愧于杜甫这个漂泊的“东西南北人”。
时光飞逝,大历五年(770),漂泊于湖湘一带的杜甫一日偶翻书帙,重读了高适在九年前寄给他的诗。而此时高适早已亡故。睹物思人,感时伤怀,想起故去的友人,杜甫不禁流下眼泪,写下了《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一诗,以托哀思。
序曰:开文书帙中,检所遗忘,因得故高常侍适。往居在成都时,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忆见寄诗,泪洒行间,读终篇末,自枉诗已十馀年,莫记存殁又六七年矣,老病怀旧,生意可知。今海内忘形故人,独汉中王瑀与昭州敬使君超先在(一作:独汉郡王瑀与昭州敬使君超先在),爱而不见,情见乎辞。大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诗曰: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
今晨散帙眼忽开,迸泪幽吟事如昨。
呜呼壮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动寥廓。
叹我凄凄求友篇,感时郁郁匡君略。
锦里春光空烂熳,瑶墀侍臣已冥莫。
潇湘水国傍鼋鼍,鄠杜秋天失雕鹗。
东西南北更谁论,白首扁舟病独存。
遥拱北辰缠寇盗,欲倾东海洗乾坤。
边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
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处觅王门。
文章曹植波澜阔,服食刘安德业尊。
长笛谁能乱愁思,昭州词翰与招魂。
这首诗,是杜甫和着血泪写下的对友人追忆,或读之,无不动容。自此以后,高适与杜甫二人在人日和诗的故事,便成为了诗坛佳话,成为了文人骚客的美谈。

咸丰四年(1854)初,时任四川学政的何绍基在果州(今四川南充)主考竣事后,在返成都的途中拟成此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
何绍基熟知高杜人日唱和的典故,抵蓉后特宿与于郊外,待到初七人日,才到草堂题就(今此联悬于工部祠外)。
此联一出,骚人墨客竞相效仿,于每年人日云集草堂,挥毫吟诗,凭吊诗圣,使得杜甫与这座千年名城发生了进一步的联系,至此演化为日后成都独有的人日风俗。
其实早在何绍基之前,便有祭杜风俗。 早在宋朝时,每年文人墨客便纷纷来到草堂祭拜诗圣杜甫,延续到明清这一祭祀活动流传更广,据史料记载,明初蜀王朱椿就开祭祀杜甫之先河,又据文献《修杜少陵草堂以陆放翁配飨记》所载,“以涓吉日,以中牢祀先生(杜甫)。”中牢即猪羊二牲,反映当时祭祀杜甫是以猪羊二牲之中牢进行祭礼,可见祭礼极为隆重,说明了祭祀杜甫的活动由来已久。
就在这一过程中,经一代又一代人反复在记忆里的刻蚀,杜甫及他与高适的人日唱和,同薛涛、司马相如、陆游等诗歌大家一道,构成了成都诗歌文化的内在基因,丰富了这座城市的底蕴,滋养了无数巴蜀子弟,成为了成都城市人文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