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作古多年的作家，何以成为年轻人的文化偶像？
“爱上佩索阿你这辈子就定型了。”“佩索阿，我的灵魂发言人。”“人这辈子总要读一次佩索阿吧。”这些充满了Z世代网络口语表述习惯的文案都在热烈安利同一个人——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除了佩索阿，最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史铁生都成了社交媒体文化名人圈的“顶流”，这些作古多年的作家怎么就成为了当下年轻人最爱的文化偶像之一？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沈昭
佩索阿持续走红，《惶然录》成畅销书
“你是活了一万多天，还是仅仅生活了一天，却重复了一万多次？”这个如今在社交平台上很火的金句正来源于佩索阿的代表作《惶然录》。
佩索阿被评价为是继卡蒙斯之后最伟大的葡语作家，被誉为“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文评家卜伦在他的作品《西方正典》中形容他与诺贝尔奖得主巴勃鲁·聂鲁达是最能够代表二十世纪的诗人，不过这些美誉都是在佩索阿去世很久后才出现的。佩索阿幼年跟随母亲移居南非，17岁回到故乡葡萄牙里斯本，在道拉多雷斯大街租了房子，到一家公司做会计，他终身未婚，业余和友人办过几个短命的文学刊物，一辈子只出版了一部作品，也没有获得更多的关注。佩索阿47岁时因肝病去世，他的两位朋友苦心搜集了他的只言片语整理成了《佩索阿选集》，引发了一些注意。佩索阿去世四十多年后，研究者将其长期散轶的“仿日记”片段整理成《惶然录》，推向了世界文学的市场，世人才发现了这位终身沉默内向但有着博大心灵的天才作家。
1999年，韩少功译本的佩索阿代表作《惶然录》引入中国，首先在文艺爱好者群体中引发广泛的关注，《惶然录》保持了相当稳定的销量，年轻的读者们热衷摘录佩索阿作品中的金句分享到社交平台：“也许，永远当一个会计就是我的命运，诗歌和文学纯粹是在我头上停落一时的蝴蝶，仅仅是用它们的非凡美丽来衬托我的荒谬可笑。”这些能够引发情感共鸣的片段在贴合年轻人碎片化阅读习惯的同时进一步推高了佩索阿的知名度。上海文艺出版社数据显示，该书在社交媒体时代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成为“常销书”中的现象级作品，最新版(第四版)在近五年累计销量突破10万册，且每年持续加印。
有读者将《惶然录》评价为“社畜会计的碎碎念”，这本杂文集满满地记录着作者在重复单调的工作、生活中感受到的彷徨、孤独、无助，文中“奴役是生活的唯一法律”“写下就是永恒”“他的现实限制了他的感觉”等句子，被读者视为对现代职场困境的深刻揭露，这本书凭借对日常生活的诗意解构和哲学反思，成为都市青年的精神解药。
能够让细腻敏感的Z世代年轻人从中获得情感共鸣，译者韩少功功不可没，他的译文风格优美精准，没有翻译腔，看起来像中文美文一样流畅丝滑，在译者韩少功看来，《惶然录》的走红可能与读者的心态需求有关，面对世代之变很多人的内心不免“惶然”，想要从前人的经验中获取当下的解药也就自然而然了。
《惶然录》的流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文本本身的哲学深度与现代性，也得益于译本的高质量和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传播，以及与年轻读者生活状态的深刻共鸣。其热度不仅体现在销量上，更在于成为当代人反思自我与时代关系的文化符号。
作古多年，他们如何走进当代人的灵魂深处
佩索阿不是Z世代年轻人“文学复古”浪潮中唯一一位被奉为文化精神偶像的作家。创作于近180年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说《白夜》最近也成为了当代人的爱情宝典，这位被公认为“最晦涩的俄罗斯文学大师”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热潮，不仅在国内社交媒体上有着相当高的讨论度，在海外文学市场也热度飙升，根据企鹅出版社的数据，《白夜》在2024年一年内售出了超过五万本，一度超越了艾米丽·勃朗特作品销量。
陀翁的作品侧重讨论“我是谁？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人类如此复杂？”这些哲思问题，跨越一个世纪后陀翁的思考给处于信息大爆炸时代无所适从的年轻人以解答，他笔下处于存在主义危机中的主人公为当下人寻找生活的意义提供了指南。
和卡夫卡有些类似，陀翁也成为了“发疯文学”的代表，比如《地下室手记》中“我有时候很讨厌到办公室去上班，以至发展到我多次下班回家时都像大病一场”被网友们评价为“打工人的超绝精神状态”。“这阴暗爬行、极易破防的地下室老鼠，不就是我吗？！”
当代年轻人正在从文学经典中找到新的乐趣，英语学得稀巴烂的用史铁生的《病隙碎笔》中一句“我的英语好到一看便知那是英语”自我嘲解，锐评乐坛新曲“难听”则引用上了《我与地坛》里“东洋西洋的也都学过了，效果都不好，给人又做偷儿又装阔佬的感觉”，波伏瓦在《形影不离》中写下的“妈妈不要难过，每家每户都有废物，我们家的废物就是我”也成了自嘲金句，卡夫卡、列夫托尔斯泰的“摆烂”名句还成为了热门文创。
Z世代年轻人掀起“文学复古”浪潮的原因是多层的，一方面，年轻人通过阅读经典文学逃离短视频的碎片化，回归纸质书的“仪式感”，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道德挣扎和卡夫卡的“异化”主题回应了年轻人在社交媒体时代的焦虑、孤独情绪，“社畜嘴替”“发疯文学”等网红化表述则降低了年轻人阅读经典的心理门槛，去除了经典文学名著晦涩、高深的标签。另一方面，阅读经典文学的流行也与包括出版社、读书博主在内的营销手段是分不开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文学文创周边的爆红，卡夫卡签名托特包、陀思妥耶夫斯基手稿帆布包等设计，将文学IP转化为日常符号，充分满足年轻人“用消费表达态度”的需求。
此外还有出版社推出了名家阅读顺序榜单，从易到难直接给读者一个作家入门指南，如陀翁的作品第一部入门作通常是《白夜》，因为篇幅很短，情节也不复杂，而超级大部头《卡拉马佐夫兄弟》则被放到陀翁阅读赛终极挑战，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读者阅读竞赛的心理，挑战阅读《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战争与和平》这类超级长篇也成为一个流行趋势。
这场文学复古潮本质上是经典作品与当代青年精神需求的“双向奔赴”。社交媒体的传播裂变、出版业的精准营销，以及作品本身对存在主义、孤独感等永恒命题的探讨，共同推动了这些作家的“破圈”。正如复旦大学李新梅教授所言：“年轻人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获得的，不仅是故事，更是直面人生谜题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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