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10月25日，两岸人民将共同庆贺、共同纪念。

日本侵略中国，从台湾开始，在台湾终结。1895年，清廷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被殖民统治半个世纪的台湾，终于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省台北市庄严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对日本受降典礼，这一天，被正式定为“台湾光复节”。

如果说全面抗战是8年，东北抗战是14年，那台湾的抗战就是50年。在中华民族来之不易的胜利中，台湾民众是抗战的重要生力军。同属于中华民族的两岸同胞，携手并肩，共赴国难，又一同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台湾的光复。

空前耻辱，割让一省

1895年3月24日，日本马关，春帆楼下，清廷重臣李鸿章坐上轿子，欲回旅馆。

甲午海战失败后，日方知道清政府急于停战，故而在第二轮谈判中提出了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李鸿章因“要挟过甚”极为愤慨，一番交涉下来，日方答应在次日揭晓真实的议和条件，这让他心事重重。

起轿而行，还没走几步，一名日本暴徒突然从街道围观的人群中冲出来，近距离向李鸿章开枪，击中其左脸。李鸿章满身鲜血，当场昏倒。

随行的医师马上替李鸿章进行急救，所幸子弹先击碎眼镜，再嵌入左眼下骨缝，并未击中要害。李鸿章已是古稀之年，决定不取子弹，“用药水洗治皮肉，可望补复”。

经过电视剧《走向共和》的演绎，李鸿章挨了这一枪，让大清少赔了一亿两白银，割地少了一处。其实，这一说法很难成立。

李鸿章马关遇刺这天，也是日军攻打澎湖的日子。次日，日本陆军5000人在海军配合下攻占了澎湖列岛，且欲直接夺取台湾，继而在谈判桌上取得更大的利益。

横生枝节的行刺，打乱了日本军部的节奏，他们不得不以停战稳住李鸿章，但停战不包括澎湖、台湾。

当时，日本国内主战气氛极为浓厚，“何时轻骑入燕京”是一种普遍民意。行刺李鸿章的小山丰太郎，是一名26岁的无业游民，他的动机就是不希望中日两国停战。而内阁总理大臣、甲午战争策划者伊藤博文的目标是，从东北和台湾开始蚕食中国。

李鸿章遇刺，引得国际舆论哗然。伊藤博文唯恐李鸿章以此为借口回国，博取世界同情，进而推动欧美列强干涉，干脆直接亮出了底牌。

4月10日，谈判重开。伊藤博文蛮横地要求赔款二亿两白银（原来是三个亿），割让辽东半岛（范围有了缩小）、台湾、澎湖，并说此次的条款“已让至尽头”，中国代表只需回答“允”还是“不允”。李鸿章问：“难道不准分辩？”伊藤道：“只管声辩，但不能减少。”

拿到条款，李鸿章对日本勒索之苛、欲望之贪甚为惊愕。毕竟，台湾是大清的一个省，将一个省割让给外国，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最后一轮谈判中，李鸿章仍试图与伊藤博文讨价还价。中日速记员将他们的对话实录如下：

李：赔款还请再减五千万，台湾不能相让。

伊：如此，当即遣兵至台湾。

李：索债太狠，虽和不诚。我说话甚直，台湾不易取，法国前次攻打，尚未得手。海浪涌大，台民强悍。

伊：我水师兵，不论何苦，皆愿承受。去岁，北地奇冷，人皆以日兵不能吃苦，乃一冬以来，我兵未见吃亏，处处得手。

李：台地瘴气甚大，从前日兵在台，伤亡甚多，台民大概是吸食鸦片烟，以避瘴气。

伊：但看我日后据台，必禁鸦片。

谈到台湾交割时，李鸿章认为一个月太仓促，要求再展限一个月，并说：“贵国何必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回答：“尚未下咽，自感腹饥特甚。”

这次谈判长达四个半小时，毫无改变，弱国无外交，果然不假。

甲午战争由朝鲜而起，起初并未涉及台湾，日本为何像一只咬到猎物的狼，撕咬着台湾不放？

从大航海时代起，台湾的地位就不一般了。作为亚欧大陆板块前沿，荷兰把台湾当作战略据点，使台湾成为亚洲海上的重要中继站。

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英法都想拿下台湾，但都铩羽而归。由此，清廷也认识到，台湾是一块兵家必争之地。1885年，台湾设置为行省，刘铭传以福建巡抚兼首任台湾巡抚。他修铁路，办实业，苦心经营台湾，却不知欧洲列强之外，日本早就对这宝岛垂涎欲滴了。

德川幕府（1603—1868）末年，日本就有 “北割满洲、南收台湾，进取中国”之议；明治维新（1860—1880）之后，日本便决定执行“北进朝鲜再经满洲入北京，南下琉球经台湾转进南京，蝎形夹击中国”的“蝎形政策”。

1874年5月，日本发动了明治维新后的第一次对外战争——出兵台湾，这是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国的起点，清廷仅以50万两银子就换取了退兵。

甲午一战，马关议和，清廷提出种种赔偿条件，但日本仍强索台湾，就是为了取得南进扩张的基地。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台湾巡抚唐景崧立即上书，表示“台湾民众不服，其约可废”。在京等待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也会同四位台湾举人和官员联名上书都察院：“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

从17世纪末施琅平定台湾到19世纪末，200多年间，清政府一直在不断鼓励大陆人往台湾垦荒定居。开发台湾的汉人，主要来自三个原乡：福建的泉州、漳州和粤东的客家。前后两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台独”分子赖清德和蔡英文的祖辈，都是清朝时从福建省漳州迁至台湾省的。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怎可拱手让给日本？

然而，《马关条约》终究生效了。6月2日，清廷代表李经方（李鸿章养子）到台湾办理交接。他知道“台湾岛民群情激愤”，不敢上岛，于是日方派出小舰艇，把李经方接上横滨丸号军舰，在基隆外海上，将《交接台湾文据》交到日本代表、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的手上，完成了仪式。

这个仪式虽然空前屈辱，但其重要性在于，它是台湾主权属于大清的证明。如果不属于大清，何来“交割”一说？

武斗20年，文斗又10年

为占领台湾，日本动用了三分之一以上、7万多人的兵力和常备舰队的大部分舰只大举南下。

在日军登陆台湾的前5个月，由北至南的义军反抗风起云涌，台湾的民众，至少死亡了5万人，而日军也折损不下万人。

在台湾彰化八卦山上，有一座“乙未抗战纪念碑”，纪念的正是《马关条约》割台后，台湾军民奋起抗日的历史。

那上面有个年轻人的名字——吴彭年。1895年5月，日军在台湾北部登陆，清廷发文命在台湾的清朝官员“内渡”。刚刚以候补县丞来台的吴彭年抗命留下，投入驻守台湾的黑旗军刘永福的麾下。

刘永福的黑旗军曾经在中法战争中大败法军，是清末难得一见的善战部队。受刘永福之命，吴彭年率领700黑旗军将士重创日军，在夺回八卦山的战斗中，吴中弹坠马，壮烈牺牲。

吴彭年是浙江余姚人，出生年月已不可考，据说牺牲时年仅22岁。22岁，青春正盛，他本可安然返回大陆等待朝廷另行任用，但却与台湾义军生死与共。

“闽台皆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林森是福州人，当时在台北电报局工作，也组建义军抗日。被迫离开台湾后，他又回乡加入了同盟会，成了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当了12年政府主席，收复台湾一直是他的初心。

诗人丘逢甲，号召“举义自守”，率乡勇在台中、彰化一带奋战。义军的武器多是长矛、鸟铳，甚至锄头，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战斗惨烈而短暂。次年，隔着海峡，丘逢甲留下“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的诗句。

乙未抗战，只是台湾民众前赴后继抵抗侵略的起点。

1915年夏天，日本侵占台湾20年后，台湾最大的一场武装抗日之战在台南噍吧哖开始。

日本人有多恨噍吧哖？他们随便捡了一根竹竿，屠杀了当地所有高过竹竿的青年男子，甚至将地名改为“玉井”。玉井是当时东京风化区的地名，他们这样做就是要羞辱、诅咒这个地方的女性和后代。

2014年，台南新化发现一处无名荒冢，里面竟有白骨三千多具。经过考证，那是1915年“噍吧哖事件”时被杀害者的万人冢，而且这只是被害者中的一部分。

最悲壮的，要数高山族民众发起的“雾社事件”。1930年，赛德克族的族长莫那·鲁道带领六个部落的族人袭击了日本警察学校，用弓箭、猎枪击毙134名日本官员和家属。

气疯了的日军用飞机大炮，甚至是化学毒气弹，镇压这些没有现代武器的少数民族。起义持续两个月，参与的部族几乎全灭，高山部落的女人们，为了让丈夫没有后顾之忧，不惜集体跳崖。八十多年后，幸存者的子孙在纪录片里说：“对余生而言，活着，比死去还需要勇气。”

日本殖民台湾50年，前十年主要镇压汉人反抗，第二个十年主要镇压少数民族反抗。据不完全统计，1906年至1914年，台湾少数民族有八分之一被杀害。

1914年5月，日军进攻太鲁阁泰雅族，直接导致这个有9000多人的部落灭族。他们以为鲜血已经把台湾人吓住了，但是，1930年的“雾社事件”，再一次展现出台湾民众的气节。

血腥镇压的同时，日本也对台湾的年轻一代进行全面日化教育。

所谓日化教育，就是“洗脑”，就是不让保留中国籍、不让说中国话、不让写中国字、不让过中国节的文化压制。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台湾青年，离中国越来越远。一战以后，以林献堂和蒋渭水为代表，台湾本土士绅开启了“文化抗日”。

台南连家，祖上自康熙年间入台，传到连横已是第七代。沦为殖民地后，连家祖宅被日本人以一块银元的羞辱性价格强行征用，更屈辱的是，连横不得不加入日本籍。

1919年，连横写完《台湾通史》，这是台湾的第一部通史。在这部“起自隋代，终于割让”的巨著中，他写道，“‘国可灭，而史不可灭’，台湾无史，岂非台人之痛欤？台湾三百年来之史，将无以昭示后人，又岂非今日我辈之罪乎？”

蒋渭水请连横向大众宣讲《台湾通史》，他用典雅的闽南语讲，连人力车夫都会进来听。毫无疑问，这在台湾是十分危险的。1931年，连横修书一封，向在南京的老友张继“托孤”：“弟仅此子，雅（连横号雅堂）不欲其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人。”

连震东跟着张继到了北平、西安，认识了很多和他一样 “北漂”的台湾家庭，其中有一个稚气可爱的小姑娘，小名英子。这个小姑娘，就是《城南旧事》的作者——林海音。她是台湾苗栗县人，日据时生于日本，随父母返台后，不堪忍受日本统治，举家迁居北京。

东北沦陷后，许多台湾人和大陆同胞一样投身抗日，甚至付出了生命，这其中就有林海音的小叔叔林炳文。林海音的父亲也在接回弟弟遗骨的途中，因劳累过度去世。

1936年，连震东的妻子在西安怀孕，当他给父亲报喜时，却收到父亲的遗嘱：“今寇焰迫人。中日终必一战，光复台湾即其时也。汝其勉之！” 若生男孩，起名连战，“寓有自强不息、克敌制胜之意义，又有复兴故国、重整家园之光明希望”。前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名字由此得来。

台湾史作家杨渡在总结前30年的抗争时曾说：“武装战争打了20年，文化抗日又进行了10年。武装抗日整个过程，有人统计牺牲20万，但我个人认为是20万到30万之间。”

数字之所以难以统计，是因为日方经常制造出一些冤狱。

赖清德的父亲赖朝金是台北瑞芳的矿工，当年瑞芳矿工饱尝日本殖民统治之苦，1943年日本宪警以“抗日”为名围捕矿工，三百多人死于狱中、尸骨无存，赖朝金大概率亲耳听过同胞的哀号，亲身受过殖民者的欺辱。如果他和当年同受日本人折磨的矿工，听到赖清德之流的种种妄言，不知会作何感想。

虽然岛内的起事、请愿都失败了，但也使日本当局不断警惕：台湾民众并未完全屈从。

“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了一种召唤。台湾的有志青年认识到“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纷纷回大陆投身抗战。

诗人丘逢甲之子丘念台，在广东组建东区服务队，开展抗日活动。黄埔军校毕业的台湾人李友邦在浙江金华组建了“台湾义勇队”与“台湾少年团”，转战于浙闽一带。曾经是童养媳的谢雪红，在苏联受训后参与成立了台湾共产党，并潜回台湾，发动工农大众反抗日本统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对日作战，《马关条约》被废止，台湾终于从法理上回归了祖国。此时，台湾离开祖国的怀抱已经46年。

与对待东北不同，日本对台湾，不仅是完全统治，经济上剥夺，还有绝对的空间与足够的时间，能在文化、教育、宗教乃至意识层面，进行同化。

从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方式即可看出其用心。日本先以军事，镇压台湾民众的反抗；继以殖民统治，磨灭台湾民众对中国的眷恋与关系；进而提出“内地延长主义”，灌输台湾是日本本土的延长的观念；最后以“工业日本、农业台湾”为名，将台湾的资源与日本本土做完全的结合。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则用最黑暗的“皇民化”运动，来消磨台湾同胞的中国心。报纸上的中文栏目全部消失了，中国姓氏被要求改为日本姓氏，祖宗牌位被封禁，代之以日式神社。

“皇民化”雷厉风行的时候，日本警察一看到台湾民众穿着布扣子做的台湾服，就会当场用剪刀剪去布扣子。日本人说：“台湾服是支那服，台湾民众认为支那是他的祖国，所以一定要废止台湾服。”所有反抗都被压制着，连用收音机听大陆的广播都可以入罪坐牢，台中央书局的庄垂胜就因此坐了一年牢。

面对家乡亲友回家的呼唤，悲痛的林海音毅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我们现在是失去了故乡，但是回到故乡，我们便失去了祖国，想来想去，还是宁可失去故乡，让可爱的故乡埋在我的心底，却不要做一个无国籍的孩子。”

在台湾，那些自愿改姓日本姓氏的人家，统治当局提升他们为“皇民”，可以享受种种特权。比如，战时实行配给制，台湾同胞能获得的配粮，只是在台日本人的一半，“皇民”可以得到介于日本人和台湾人之间的数量。

即便是为了糊口，愿意成为“皇民”的也不多。在日本侵华战争开始时，“皇民”占全台人口不过4%。太平洋战争开始，“皇民”运动加速进行，增加到7%左右。大战结束时，“皇民”人数占10%左右。

那些自愿成为“皇民”的台湾民众，往往比真正的日本人还要“日本人”。

鼓吹“台独”的前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家境不差，小时候还在私塾学习“汉文化”，但老师其实是只是以日文来诵读《论语》跟《孟子》等《四书》。1940年，读中学四年级的李登辉改名“岩里政男”。李登辉曾说，改姓“里”留下了“李”这个音，很多姓“李”的都改成“岩里”“小里”“北里”等等；“岩”是因为李家来自福建龙岩。

“皇民化”运动有个重要目的，就是在台湾征兵，为“南进”侵略政策充当炮灰。二战爆发后，日本从台湾强征近30万青壮年，这其中有3万人确定死亡、10万人受伤。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大批台湾青年被征召去南洋，有去无回。李登辉的哥哥李登钦就加入了日本海军，命丧东南亚。1944年，李登辉被编入日本千叶市千叶高射炮部队做见习士官，未及参战，就在千叶迎接了日本的战败。在日本帝国大学和日军中受的教育，使得他在人格底色上就扭曲了。

如果让台湾兵开赴大陆战场，往往遭到直接对抗。1939年10月10日，基隆壮丁300人被征入伍，在领得枪械后，立即“哗变”，消灭日寇30名，在随后的激战中又消灭日寇145名，然后持械退入山中开展游击战。

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在历史学家杨渡三个叔公的命运中，也可见一斑：

杨渡的三叔公，被迫在上海帮日本人当翻译，抗战胜利后，被当成日本人、汉奸，几乎死于上海，战后死里逃生回到台湾；六叔公被日军征召，远赴南洋当军夫，差点饿死于南太平洋的荒岛上，最后是靠着美军带回家；而留在家乡的二叔公，左腿毁于1944年美军对台北的大轰炸。一个小小家族，在一场战争中，竟有如此不同的际遇，这或许就是台湾民众命运的缩影吧。

来之不易的《开罗宣言》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了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毛泽东告诉他：“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我们长城以南的主权。这就是说，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对于台湾也是如此。”

1938年4月1日，蒋介石发表抗战演说，申明了收复台湾的决心。可见，国共两党对收复台湾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就在两岸儿女为共同目标奋斗之际，大洋彼岸的盟国，却已经在操心战后格局了。1942年8月，美国《幸福》《时代》《生活》三大杂志印发了一本题为《太平洋关系》的小册子，公然提出战后对台湾实行“国际共管”。

作为回应，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明确表示“中国应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朝鲜必须独立。” 这一表态，就是为了防止某些大国在战后安排上损害中国权益。

一年后，随着欧洲战场的形势好转，关于战后格局的讨论正式提上议程。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在埃及首都开罗开会，重点研商对日作战及战后对日本的政策。作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指挥，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开罗会议。

听取了中方意见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顾问霍普金斯起草了公报草案，《草案》规定：“日本由中国攫取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小笠原（笔误，后改为澎湖）等，当然应归还中国。”

当中、美、英三方就《草案》进行讨论时，英方修正案却将东北、台湾等地“当然应归还中国”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

对此，与会的国民政府外交官王宠惠据理力争：“如此修改，不但中国不赞成，世界其他各国亦将发生怀疑。‘必须由日本放弃’固矣，然日本放弃之后，归属何国，如不明言，转滋疑惑。世界人士均知此次大战，由于日本侵略我东北而起，而吾人作战之目的，亦即在贯彻反侵略主义。苟其如此含糊，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将疑惑不解。故中国方面对此段修改之文字。碍难接受。”

英国外交部次长贾德干辩解：“本句之上文已曾说明‘日本由中国攫去之土地’，则日本放弃后当然归属中国，不必明言。”王宠惠不为所动：“措辞果如此含糊，则会议公报将毫无意义，且将完全丧失其价值。”

在场的美国驻苏大使哈立曼支持中方意见，因中美双方坚持，此项内容最后维持原草案。12月1日，《开罗宣言》正式公布：“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王宠惠坚持的“归还中国”意义极大，因为“放弃”与“归还”在国际法上的差异颇大。“放弃”的领土就成了无主之地，以先占有者属之，国际法必须重新确定；“归还”则是归还原来之主权国家所有，以维护其国家领土完整。

至此，台湾与澎湖归还中国遂成定论。在大陆参加抗战的台胞闻讯致电蒋介石：“凡我台胞同深感奋，如蒙鞭策，愿效驰驱。”岛内的台胞，不久也从美军飞机空投的传单中，获知这一喜讯，有如“上天降福星”，奔走相告。

开罗会议后，国民政府开始规划对东北与台湾地区的接收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属的重庆《新华日报》也发表社论，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号召“台湾同胞联合一致，共同抗日”，争取早日回到祖国。

“台湾调查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后，曾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陈仪牵头，接收台湾的工作正式铺开。“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中，连横的儿子连震东成为首批学员。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决定对日本实施最后的打击。在签署的《波茨坦公告》中，三国再次确认“‘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这一《公告》后来苏联也参加签署，这就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确认台湾（含澎湖群岛）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今年9月28日，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在华盛顿表示，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方应尊重事实，停止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谬论。这个事实，就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

“普天欢腾到浑然忘我的程度”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国民党人张继在为连横遗著《台湾通史》作序中写道，“自开罗会议决定台湾复归我有……今竟重光台湾，雅堂（连横号）有知，亦可含笑于九泉矣”。

那天上午，朋友告诉台南医生吴新荣，中午将有日本天皇的重要广播，他打开收音机，发现没电了，就作罢了。入夜，友人带来确切消息：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吴新荣吓了一大跳，不敢真的相信。长久的高压让他保持警惕。毕竟，他年轻时候坐过牢，这让他学会不要相信殖民统治者。

次日上午，吴新荣照常去诊所出诊，下午才约了几个朋友来到郊外，把衣服都脱了，跳到溪水中，他们要“洗落十年来的战尘，及五十年来的苦汗”。上岸后，在空旷的天地间，在无外人的海边，吴新荣放心地对着大海高喊：“今日起，要开始我们的新生命啦！”

第三天清早，他到一个防空壕里拿出了祖先的神位，把日本强制摆放的“神棚”移开，斋戒沐浴后，焚香向祖先在天之灵祭拜说：日本已经投降，祖国得到最后的胜利！

此时吴新荣仍有隐忧。因为日本在台还有近17万军人，加上日本居民，合计有50万。他们是要去要留，还未决定；如果留下，会不会发生变量？他们会不会大开杀戒？未来中国将如何接收？国际局势会如何演变？

当时他最担心的是，在台湾的日本人不甘心战败，会负隅顽抗。他曾听台北的朋友说，日本特务手上有一份黑名单，如果时局急迫且面临最后关头，准许随时随地处置黑名单中的人物，如果发生了，那简直是对台湾精英的大屠杀。

由于长期慑于日本警察威势，且街头仍到处都是日本军队，台湾人最初只敢把喜悦埋在心底，随着好消息越来越多，渐渐才喜上眉梢，最后方沸腾奔放。

9月6日，蒋介石邀请林献堂等人，代表台湾同胞赴大陆参加国民政府9月9日在南京举行的受降典礼。消息传来，全台振奋，这意味着，他们终于不再是二等公民、三等公民了。据在台日本人形容，当时民众是不分昼夜地狂欢不已，普天欢腾到浑然忘我的程度。

接着，官宣陈仪将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主权交接落到了实处，这回老百姓敢上街痛打日本人了，朝气和活力又回到了他们身上。

当然，新生也面临着阵痛，语言就是最大的问题。那时，经过50年的殖民统治，大多数台胞会讲日语，不会讲国语，甚至有不少台胞不会讲方言。

台胞刘东洲在纪录片《台湾，1945》中说起自己和爷爷语言不通，还得爸爸当翻译的事：“我从小长大，不会讲客家话，也不会讲闽南话，我只会讲、听日本话，我没有想到我是台湾人。因为我的曾祖父是在新竹县衙当师爷，我爷爷心里头讨厌日本人。（爷爷）一辈子不讲日本话，他也听不懂，所以我跟我爷爷讲话要我爸爸翻译”。

台盟领导人张克辉回忆起自己当时在台湾上中学，“台湾光复后，我们积极学习国语。在校园里同学们经常用简单的国语对话：‘好久不见了，你好吗’‘我是中国人，你呢’‘我也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

学校每天照常开朝会，因为同学不会唱国歌，所以升旗仪式是无声的。“我和我的同学学唱的第一首国语歌是《义勇军进行曲》，是一位大学生在彰化孔庙教的。”张克辉说，尽管当时他们这群中学生不会汉语发音，歌词是用罗马字拼音，但《义勇军进行曲》那高昂雄壮的旋律，即刻就激发了爱国主义的豪情。

那时，台湾民众不仅学唱国歌，也努力学讲国语。由于会的人不多，但凡会一点就义务出来教导，无报酬地开设讲习会，顿时汉文讲习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林立。台湾民众不分男女老幼，都认真地学国语，还从北京请去播音员，到广播里教学。

台北及其它城市的街道，原为日本名称，街道称为町，段称为丁目。两个月内，所有街道一律改为“具有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名称”。台北市设了中山路、中正路、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等，还设了纪念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罗斯福路，其余多为大陆省会和重要城市名，如南京街、重庆街等。

194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70军接到一项紧急命令，他们即将从浙江宁波北仑港出发，奔赴台湾。台湾在哪里？刚满18岁的福建泉州籍士兵林精武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那是三百年前，他的泉州前辈郑成功驱逐荷兰人的地方。

林精武回忆说，他们都知道日本人的狠毒，不会让他们顺利登陆，大家都这样想，“所有战士都知道，上船的时候要把刺刀上好，准备战斗”。

10月17日，运输舰慢慢靠岸，70军官兵即将从基隆港登陆。不过，等待他们的并非想象中的抵抗，而是锣鼓喧天的欢迎。

部分文史记载70军穿着草鞋、衣衫褴褛，完全不像一支军容壮盛的部队，让迎接的台湾老百姓失望。这些说法大多来源于一张被扩大解释的照片：70军看上去装备简陋，还挑着锅碗瓢盆，有的台湾民众也流露出些许失望。

75年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素材库中发现了一段珍贵影像，记录了70军登陆的真实场景：满载祖国官兵的军舰入港，岸上一片欢腾。舰上的官兵们没有见到预想中的战斗场面，一脸疑惑，慢慢地，有人招手呼应岸上的热情。

“步武堂堂、意气冲天”“欢迎之万众，感激欣然”，1945年10月18日的《台湾新报》，这样描绘登陆的壮观场面。

70军军长陈颐鼎的夫人丁志凡在百岁时回忆这一幕时，为70军正名说，抵达基隆时，军容严正，20名高级日本军官整齐地向陈颐鼎行军礼，其中就有日军总参谋长谏山春树，及陈将军的老对手、日本16师团的大佐们。

出了码头，到处人山人海，欢呼声像海啸，一浪又一浪。从基隆坐火车到台北，陈将军竟走了4个多小时，沿路到处拉着欢迎横幅，不断与人握手。丁志凡笃定地说：“抗战胜利收复宝岛台湾，就是陈颐鼎浴血奋战、戎马生涯中扬眉吐气，最自豪、最快乐的时刻！”

“台湾的收复，父亲生平的遗志可算达到了，要是有知，一定大笑于九泉。”这封早已泛黄的信件，是革命烈士林正亨于1945年写给母亲的家书。

他的父亲，就是台湾昔年第一大家族“雾峰林家”的传人林祖密。1913年，不甘受“倭奴之辱”的林祖密放弃庞大家产，向日本殖民当局提出退籍，成为辛亥革命后台湾同胞恢复中国国籍第一人。后来，他追随孙中山，被委任为闽南军司令。

1935年冬天，刚满20岁的林正亨和朋友在酒楼吃饭。因时间较晚，遭到日本宪兵痛打。这种屈辱，使他决心离开台湾回大陆参加抗日。1945年春天，在缅北前线，林正亨身负16处重伤，仍坚持以残疾之躯，沿途乞讨，从云南硬是走到重庆，找到了自己的妹妹。

这封发自重庆的信上，他轻描淡写道：“我的残废不算什么，国家能获得胜利强盛，我个人粉身碎骨也是值得，请母亲不要为我残废而悲伤。”

在重庆，他的思想发生转变，秘密加入共产党。日本投降后，林正亨回台湾开展地下工作，最终倒在了国民党枪下。

“雾峰林家”三代传人，爷爷是中法战争中帮着清军打退侵略者的英雄，爸爸是资助孙中山的国民党元老，儿子是为共产主义牺牲的革命烈士，这绵延不绝的民族气节正是台湾光复的根本。

“不能忘，常思量”

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了“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现场悬挂的条幅上，是“台湾光复”四个大字。此后，“台湾光复”“光复台湾”沿用至今。

为什么没有像郑成功收复台湾那样，使用“收复”二字，而是用了“光复”的提法？

《现代汉语词典》中，“光复”的字面释义是：恢复（已亡的国家），收回（失去的领土）；“收复”的字面释义是：夺回（失去的领土、阵地）。

进一步延伸来看，“光复”蕴含着完成某种历史使命的强烈感情色彩，它强调的，不仅是领土的收回，也包括精神上的回归和重建。“收复”更侧重于局部的或具体行动和结果。

台湾光复如此不易，只有用“光复”一词，才能契合台湾回归祖国、开启崭新篇章的高光时刻。

台湾作家陈映真曾在接受采访时特别强调，“别的民族的去殖民地化是庆祝民族的独立，台湾在殖民地结束以后欢庆的是回到祖国。所以我们叫作光复，光复就是光复失土，光复原来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的台湾的地位。”

受降典礼总共只有短短5分钟，却结束了日本对台湾长达50年的霸占，宝岛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台湾新报》是日据时期台湾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从这天开始，正式更名为《台湾新生报》。那天，报纸的广告版异常丰富，都是台湾的商家打广告庆祝光复的。

据报纸记载，受降典礼结束后，“台北40余万市民，……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于全市，途为之塞”。

台湾学者戚嘉林回忆，整个都市都沸腾了，“热热闹闹的，50年的‘皇民化运动’一天就被风吹掉了”。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庆祝台湾重返祖国”，火炬大游行持续不断地举行了三天三夜。

受降典礼后的第二天，《台湾新生报》发表社论：“说到光复，我们的心里，自有压抑不住的欢乐，否极泰来，台湾所以有今天，实乃祖国无数灾难换来的果实。”

次年，确定了“台湾光复节”。一到这天，中国传统的神像、神轿便出现在台湾的街头巷尾，人们用踩街绕境、集会游街来纪念这一天。

从2000年开始，民进党当局为了“去中国化”，取消了光复节假期，但岛内民间团体、各界人士仍自发组织纪念活动，只是规模小了很多。

“幼时每逢台湾光复节，路上满是举旗游行的人群，萨克斯风的乐音伴着《台湾光复纪念歌》回荡在街巷。可不知何时，一切都消失了。”在今年的台胞社团论坛座谈会上，台湾退伍军人李建南（化名）的感慨，道出许多台胞共同的惋惜。

不过，在岛内民众的强烈呼吁下，从今年起，台湾光复节又恢复为法定假日。

然而，在这么重要的日子前夕，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却妄称“台湾没有光复”“那时候（1945年）台湾人还是日本人”。徐国勇这番话数典忘祖，先否定抗战历史，再否定台湾光复，媚日奴性暴露无遗。岛内舆论因此造出一句新俗语——“知耻近乎勇，不知耻近乎徐国勇”。

回望台湾光复，百岁老人、亲历者黄幸说，什么“台湾地位未定论”、“一边一国”都是胡说八道。讨论两岸问题，要从台湾正式光复这个原点出发，不管当时怎么样，光复这一天不能否定。没有抗战胜利，没有中国人民的牺牲，台湾不可能光复。

台湾抗战，从一开始就是两岸人民携手共赴的国难。正如《台湾光复纪念歌》反复咏叹的，“台湾光复不能忘，不能忘，常思量”。

来源：北京日报 图片由秦风老照片馆提供

告诉了我们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台湾早就已经回归了，今年10月25日，是台湾回归祖国（即“台湾光复”）80周年。如今强调的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不是主权的统一，而是治权的统一。

台湾回归祖国，从历史事实和民族情感上，是全国人民长达14年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所赢得的成果，谁敢否认，中国人民必将对其开展又一次抗战；

法理上，是众所周知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书》”构成的锁链；

标志性事件，是当年在台湾隆重举行的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并正式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1]。

哪怕是当年的美国，虽然私心自用搞出不少小动作，但也不得不承认《开罗宣言》的有效性，并老老实实在台湾只能开设领事馆，并且明确从属于驻华大使馆^[2]。

这一条非常重要，这种基于事实的认知，将决定我们诸多政策的方法论。举个最直接的，现在某些金毛还想着要和我们谈拿台湾来交易，那么我们凭什么接招？凭什么拿一个我们本就该在锅里的东西和他们交换？这是不是对方的虚空造牌？

台湾问题作为中国的内政，美国只有遵循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义务，不该也不会再有一丝一毫的权利。

今年年初，我给观察者网的专栏写了个跨年专文，讲了时代转折点这个概念，由此形成了四个问题，其中第三问我勉强命名为“贾队长之问”，因为那个句式实在太深入人心：

（三）周边地缘政治的“贾队长之问”
对于要不要用一个喜剧性的反面人物来命名这个严肃的问题，着实让我挠头了一阵，但实在找不到比《地下交通站》更为传神的台词：“皇军没来以前就是这样，来了以后还是这样，那这皇军不是白来了么？”
反例正用，其实正是我们当前周边地缘所面临的问题，二战后老牌大国们设计的雅尔塔体系同时笼罩东西方，随着苏联解体，西方的雅尔塔体系不复存在。但东方的雅尔塔体系在“一超独大”的情况下，还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加强。虽然这套体系对中国利益也做了一定的满足，譬如明确了东南岛屿归属于中国。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期间的拙劣表现，这套体系的构建，中国的参与是很不够的，对中国的主权侵犯和地缘环境的破坏是客观存在的。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我们多少代人的共同心愿，但正因为这个背景，让笔者对顶层设计的慎重多了不少理解。作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底线手段，军事斗争一旦发动，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一定会远远突破军事层面。既然要掀桌子，就要做好打破整个雅尔塔体系的斗争准备，否则只是收回几个雅尔塔体系早就许诺归还中国的岛屿，这何尝不是又一次被诓了人造筹码？还必然以干扰发展进度作为代价。
所以在过往的一系列文章里，我一直不隐瞒自己对待台岛问题的观点——一个相对非优先的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仅以优先级来说，实现发展新旧模式的顺利转换、包括军事装备突破在内的一系列技术革命、内外双循环的畅通联动，在这三件大事实现的情况下，我们将在周边地缘环境中取得碾压性的优势，将会以经济基础层面的率先突破，去重新构建我们周边地缘的上层建筑。哪怕在这进程中间发生突发事变，让我们不得不提前加速，多一分准备也将多一分完备。
这三件大事的落实周期不会太长，最多只有十年，甚至还可能提前，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站在这个角度再去理解那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3]，我是发自内心地肃然起敬。这也是在我们新中国七十余年光辉道路上，历代一脉相承的政治品格和斗争素养。对此我们完全可以交付足够的信心和耐心。

其实由此发端，还会延伸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作为二战的战胜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应该有怎样的权利？

台湾只是中国在战后合法权益的压舱石之一

我们都知道，二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空前加强的标志，就是成为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如今在安理会手握否决权的“五常”，实则脱胎自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四警察”构想。他设想将世界划分为若干区域，每个区域的核心国家负责本区秩序，“承担维护国际安全的特别责任”^[4]。大国之间协商一致，共同预防新的战争。

在这样的划分下，中国就是东亚和西太平洋的“警察”。1942年1月的《联合国家宣言》宣示了战胜法西斯的决心，这也是中国首次以“四大国”之一的身份，参与签署的外交文件。

但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既不是仅仅凭牺牲的人数，也不可能依托于别人的施舍。正如聂荣臻元帅后来在推动“两弹一星”时总结的“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也靠不起”。

那么1945的中国做得怎么样呢？

苦笑以前，我们先看看，二战胜利后，一个真正的大国的标配：

一是有能力彻底降服法西斯，落实真正的无条件投降，并随之对其进行充分的清算与改造，达到像《波茨坦公告》所说的“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铲除”^[5]。
二是从本区域的抗战主力，转变为地缘秩序重建的主力。这其中必然包括了对自己所在区域经济、政治乃至意识形态重塑的主持工作，并成为战后国际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在掌握地缘秩序的主持权利后，由形而下的治理发展出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尤其是美苏都在标榜要主动跳出“国强必霸”与丛林法则，这个大国最好能遵循这样的逻辑，形成自我的价值感召，在区域资源整合与协同合作的基础上，探索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关系民主化，通过和平与发展，消除战争源头。

这三者层层递进，构成一个当代大国的内涵：

只有能压服本区域的战争策源地，才能谈捍卫二战成果。

只有能够捍卫二战成果，才有资格牵起区域的整合，进而通过本区域实践的经验，提出国际治理的方法论。

能够捍卫成果、有能力区域整合、有一整套区域治理的方法论并由此上升到全球治理，才有资格谈形而上的价值感召。

然而，1945年的国民政府，对此又有何作为呢？

我们甚至可以说得不客气点，如果没有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所谓的“大国”地位，也根本不可能留存太久。

都不用再翻这七十几年的改天换地，单从1950年朝鲜战场的惊天动地，回看1941年的同室操戈，回看1944年的豫湘桂大溃败，回看1945年一系列外交失败，回看1946以来的内战蹉跎，说真的，我们被蒋系集团浪费掉了战后秩序建立最宝贵的四五年时间，留下的地缘天坑到现在都还在填。

台湾只是我们诸多本该获得权益中的压舱石之一，而我们就退到了这样的压舱石。

从地缘格局看新中国的“白手起家”

中国的大量合法权益，就是被逃到台湾的那个蒋系集团亲手葬送的。

诸如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与德国大有不同。德国投降时，美苏英法四国发布了《柏林宣言》。根据其规定，从法律意义上德国虽然还有土地、人民这样的国家要素，但其主权已经被四大盟国接管，由其直接对德国发号施令^[6]。随后就是解除武装、抓捕审判战犯，分区占领，以及一系列战后秩序安排……

对日本投降的执行就放纵许多，甚至在《波茨坦公告》发布的时候已经初露端倪，细节条款上已经出现神经分裂，一面和《柏林宣言》一样，强调“日本领土须经盟国之军队予以占领”，直到新秩序建立、日本制造战争的能力被消灭、日本依照“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保障和平及负责之政府”之时。

可另一方面，同样是《波茨坦公告》，其第十条出现了“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第十三条又说“吾人劝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这实际上点明了日本政府是执行日本投降和维护日本战后秩序的主体，甚至暗示了战后盟军将采取军事占领与间接统治相结合的方针。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杜鲁门政府在当时已经计划要保留天皇制^[7]，其中的第一步就是让日本天皇和日本最高统帅签署投降条款、组织投降工作。这一点就连美国内部也争议不断，而恰恰是中国的蒋介石，在8月11日向杜鲁门拍电报，对此表示“尤其同意”^[8]。

此时距离何应钦在南京收投降书时弯腰，还有正正好好30天。

不只是向中国投降的仪式出了问题，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总投降仪式，其实也跟着走样，在罗斯福生前制定的“日本无条件投降”文件及其五个附件，其中明确规定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书要由日本天皇和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签署。

在实施环节，缩水成了外长和陆军参谋总长签署。其中正文最后一句“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统治国家之权限，置于为实施投降条款采用认为适当措置之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之限制下”，又再次暗示了天皇和日本政府将得以保留。而这句表述其实在8月11日已由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告知日本当局，给日本鬼子的投降拷问，被美国操弄成了一场“开卷考试”^[9]。

签投降书的鬼子也对此心知肚明，签完投降书的第二天，也就是全世界都在庆祝九三胜利日时，甲级战犯重光葵已经出现在美国兵营，再次替裕仁去确认保留天皇制的问题。

因此，虽然投降书原文还有“无条件投降”的字眼，但严谨的史学家早已据此指出日本其实并未无条件投降。

历史不能忘记，美国在日本投降中所扮演的极不光彩的角色。杜鲁门政府为了避免本国的重大伤亡，以及战后操控日本、抑制苏联、推动自身霸权扩张的需要，偷换了“无条件投降”的概念。在裕仁和日本政府仅以“终战”口吻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提出保留天皇制的要求，美国不顾盟国的普遍顾虑，率先宣布接受接受日本投降。也正是这样的美国，才会在战后独占日本后，放跑大量战犯，扶植门阀复辟，乃至岸信介这样的甲级战犯，最终都实现了首相宝座的代际传承。

有些人把霸权留给了自己，把后患留给了世界。

当一个非东亚的域外国家如此操弄我们周边的地缘格局，抵消中国胜利成果时，当时的蒋系集团对此毫无作为。正像罗斯福、史迪威都多次感慨过的：“看来除了打内战，他没有其他兴趣。”

而这样缓过来的日本，和美国一起炮制了中国没有参加的《旧金山和约》，妄图颠覆台湾早已回归中国的法理。后面的日本，从来没有真正彻底地承认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乃至到安倍晋三在战后70周年讲话时候，已经在致辞里公然将“台湾”和“中国”并列^[10]，暗含“一中一台”。也就有了那些不断地叫嚣“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日本人用自己的表演证明了，台湾与大陆治权尚未实现统一，与一个战败国敢如此肆无忌惮地颠覆自己败仗后的国际秩序，其实是中国在地缘上没有恢复合法权利的一体两面。

说到地缘，我们又要荡开一笔：认识二战时期的中国，有件事必须要提，那就是当时中国不仅在进行着本土抗战，还领导着一个中国战区，辖区包括了缅甸、越南、泰国。中国战区统帅指挥权独立，不受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管制。

这种划分其实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划定了中国在二战中的影响范围。这也符合“四警察”构想中，要负责东亚和西太平洋秩序的大国所应有的权利^[11]。

但最后的结局是，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最终未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真正发挥出一个地缘核心应有的作用。哪怕缅北征战的胜利，意义也被豫湘桂大溃败所冲散。在美国人眼中，国民政府只是在盟军的胜利中“勉强幸存”，远东正面战场最多算一个没敬法国军礼的“消极成就”^[12]，中国在战后的地缘影响自然无从谈起。

这并非可以用国力孱弱就能开脱的，更要命的是国民政府的骚操作还大大恶化了局势。就以某些果粉津津乐道的开罗会议来说，细究历史档案就能发现槽点无数：片面突出缅北战场意义，客观上搅乱了会议议程，再结合不久后德黑兰会议苏联的表现，让盟军在惨烈的对比中知道了偌大一个远东，谁才是真正懂战略的一方。过于强调外援不仅让议程平添波折，让盟军质疑国府抗战的诚意，马歇尔为此还留下一句经典名言：“中国如想表现得像个大国，首先先得证明能靠自己的力量打击日本。”当蒋介石在日记里沾沾自喜于自己和罗斯福所谓的“私聊”有多么让对方“动容”时，孰不知对方已经冷冷地给他下了这样的评语：“看来，除了打败共产党，他对其他事情毫无兴趣”。

不等豫湘桂大溃败，当年力保中国加入“四警察”的罗斯福都开始怀疑起国民政府抗战的决心与诚意，进而开始边缘化中国。而蒋介石居然还在给罗斯福拍电报，要求追加援助的金额，并公然以退出战争相威胁。丝毫不顾正是自己拍电报的对象，力排众议让中国作为主要大国率先签署了划时代的《联合国家宣言》，而《宣言》的结尾，缔约国要庄严保证“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

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没法指望中国能在区域战后秩序的重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蒋介石政权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放弃在琉球、朝鲜、北越的权利，也是在放弃义务，更让同盟各国看透了其虚弱本质。最终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二战后，日本没被分区占领，中国倒被分了一部分，还差点分得更多。

尤为令人喷饭的是，待到外蒙走完脱离幅员最后法律手续，蒋介石居然又开始大谈特谈西藏的自决乃至独立问题，以身论证着毛主席强调的“解放战争拖不得”。

“自重者然后人重，人轻者便是自轻”。作为中国人，我们不要忘记这段近代史，哪怕在“顺风局”下，国民党反动派都有本事人为制造自己的逆境，拉着全中国陪它们受辱。

更令人唏嘘的就是，此时敌后的抗战根据地明明已经生机勃勃，连冈村宁次都在惊呼仗打到这份上才知道谁是真正的敌人，所以我真不知道面对这样的铁证如山，怎么还会有人去质疑谁才是抗日战争真正的中流砥柱。奈何当年的我军缺乏重火力装备，以及这些装备背后所能对应的中央政府权力和盟军协同支持。

虽然像约翰·帕顿·戴维斯这样的“迪克西使团”有识之士早已经向美国政府指出，蒋介石哪怕打赢了抗战也终将失败，它本质上代表了一个封建中国，陕北窑洞前的那个才是生机勃勃的现代人民政府，老蒋根本不是对手^[13]。

回想十年前有部电影《开罗宣言》，将唐国强老师饰演的主席海报与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并列，引发果粉一片阴阳怪气。实际上，稍微懂点历史的都会把栏杆拍遍：如果是毛周，而不是蒋宋参加开罗会议，中国的现代史会平坦很多。

而且更令人扼腕的是，那时候离中国人民志愿军反推回三八线，仅仅只有七年。未来证明中国能行的那些战士们，有不少当时正在中国的华北、东南甚至是东北与日本鬼子自力更生地浴血奋战。

也正因此，那个当年在峨眉山等摘桃、如今在宝岛上阴阳什么“正视历史”的人，是最没有资格去提什么抗战“贡献”的。如今中央政府和中国大陆在官方场合对正面抗战的评价，已经是相当客气的了。

我们常说，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拼搏出来的，这“一穷二白”不只是经济条件，也包括了地缘格局，真的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今年9月3日，天安门城楼的检阅，除了极少数特殊情况，东亚和中亚几乎实现了元首级“大团圆”，这是足以告慰先辈、鼓舞今人的。

也只有上升到地缘秩序构建的高度，我们才能看清楚，“新中国”对我们、对世界都意味着什么。

中国统一进程背后是软硬实力两手抓的迭代

新中国成立在全球冷战阴云密布的时刻，全球并没有像二战之后以为的那样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而是又一次被裹挟进了国强必霸的老路，超级大国在二战中许多动人宣示动作变形终究露出了帝国主义底色。核武器的出现更让这场斗争呈现出了摄人心魄的辩证法，一方面让大国热战变得投鼠忌器，但一边又让大国争端绑架着全人类一次次在悬崖口蹦迪。

而新中国的成长，就是从本区域抵制美国霸权扩张开始的。

美国对远东事务的过多干涉，首先就违背了“四警察”协商的机制。但已经蜕变为帝国主义盟主的美国，已然将自己曾经的发愿抛到九霄云外，再次给远东挖下了巨坑。从纠集“联合国军”武装干涉朝鲜内战与中国统一，再到绕开中国对日缔结所谓的“旧金山和约”； 从公然背信弃义炒作“台湾地位未定”，再到以多米诺骨牌理论赤裸裸升级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内斗；从扶植日本门阀复辟，再到以一纸纸“协防条约”，构建所谓“反共包围圈”……

台湾就这样成为了美国在东亚施加霸权主义的桥头堡。

放眼环球，也正是在那段时间，亚非拉抗帝反殖运动风起云涌，全球殖民体系被加速瓦解，我们的天安门城楼也作为新中国走出东亚的见证，一次次发出了鼓舞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强音。颇为令人讽刺的是，本来在二战中作为“新世界”代表，多次立誓要打破殖民体系的美苏两国，却已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总代言，并在这一浪浪中被反复冲击，一个已经烟消云散，一个曾经略有掉头，但如今正准备在第二次掉进泥坑。反倒是新中国，成为了这一波去殖解放运动的重要力量，由此实现了自己国际地位和全球布局能力的触底反弹。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最终成为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也带来了“娜拉走后怎么办”的终极困惑。在西方列强保有经济与科技先发优势，依然控制全球市场，并进而掀起的1.0版本全球化中，坚定捍卫主权、坚持民族独立的国家反倒会被边缘化，还落得被走狗们来上一句“不跟美国搞好关系，经济就搞不好”的风凉话，还要造谣这是谁谁说的。

还有一些国家迫于压力，不得不让渡主权、贱卖资源、把“开放”异化为予取予求，换取自己还能在这样的“全球化”链条下，当好一颗勉为温饱的螺丝钉，还要自我安慰这就是“第三条道路”，其中甚至包括了原为列强的欧盟多国。

更为可悲的是那些相对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在周期性经济波动中，它们还要一次次成为“全球化代价”中的代价，极端者甚至在贫穷与蒙昧的螺旋式下行通道里愈陷愈深，内斗与侵略往往并行，暗无天日的岁月已是无边无际。

而且金融资本借着全球化对产业资本的剥削，最后甚至能回旋镖到资本主义自己内部，由此造成其国内的工厂倒闭、农民破产，承平时期就在“快乐教育”中代际衰退的工农群众沦为红脖，却掌握不了先进理论，更别提什么斗争经验，只能将“全球化”视作罪魁祸首，将承诺颠覆“全球化”的大资本家视为救星及时雨，MAGA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二战胜利以后，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却会在我们生活的今天迎来如此疯狂的回潮。

讽刺的是，伴随着MAGA运动，当年全球化的鼓吹者，在自己亲手打造的这套剥削体系陷入瓶颈之时，想到的却也是甩开责任，只顾自己优先，不惜抛掉最后能体现自己那点进步性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

这曾是它们的先辈在二战枪林弹雨中，多少也带着点理想，并汇聚起更多理想，而最终留给不肖子孙的遗产。

这也是全球视角下，中国重新站到世界舞台中央，不断纪念二战胜利、台湾光复的现实背景。无论算“四警”还是“五常”，中国都是参加二战的核心大国中，唯一一个不利用丛林法则崛起的国家。并且由于二战胜利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甚至还让中国倒贴了大量国家利益，中国的崛起之路比其他几个加总起来都要艰险得多。

中国已经创造了硬实力上的一个全球奇迹，在豫湘桂大溃败后仅仅6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用三个月时间，就从跨过鸭绿江打到了饮马汉江。在和全球“前所未有的帝国”交手的三年时间（1950-1953年抗美援朝期间），我们工农业产值居然刷出了上下五千年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我们只用了短短十年的时间，就让原子弹、氢弹这样的“大国佩剑”别在腰间，从此地缘博弈的秤砣永远都有了定盘的星。我们在黄金白银和外汇都被偷运到宝岛的干干净净里，愣是用一代人的自力更生，从无到有建立起了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并再用一代人的改革开放，让它由弱到强，继承过二战时期戴在罗斯福脑门上的“世界工厂”。而在这背后，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实现工业化、拥抱信息化的十亿级人口经济体。

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天安门城楼就一次次见证着这个国家如何从站立到奔跑，最为直观的就是那一次次通过城楼被检阅的装备，从万国造到全国产、从凑火力到全都要、从追赶潮流到引领世界，2025年天安门前这场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注定将因划时代载入史册。这不仅是因为大航海以来，东方军事及其技术第一次成体系地回归领先，也是因为这份领先具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装备精良的背后，是军费开支仅占GDP的1.3%，是军民融合事业蓬勃到了农民伯伯都能拿着相控阵雷达去防野猪，是大家惊觉美帝国大阅兵上用的无人机还不如我们撒农药和拍视频的，气得特朗普不得不下令今年还要再办一场阅兵式。

而这背后更为重要的是内外两条。对内是中国用80年时间，在历史的天空写下了十六个大字：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中国用自己的发展证明了，这条路，真的行。发展中国家真的可以在不出卖国家主权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追赶世界潮流，直到成为引领，这个论证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今天，已经接近完成时。

而由此也引出了一条正在进行时，那就是中国的发展不能脱离世界，还要继续走向世界、拥抱世界。这种走向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世界工厂”，贸易和投资的意义上，而是成为发展模式、公共产品、意识形态的推广，在推广中不仅是引领，而且是协同，拒绝掉剥削，谋求的是共赢。在全世界还在打打杀杀、战火频仍的年代，盛唐时的中国就讲出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下西洋的中国就宣示过“不得欺寡，不得凌弱”。而带有这样的文明底色的中国，在回归中央之国的位置后，更要螺旋式上升构建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说到底，这是如何把自己的硬实力形而上升级为软实力，产生感召力、向心力、全球凝聚力的问题。

1895年，我们的国运之溃，始于台湾。

1945年，我们的合法权益恢复，底线在台湾。

1949年，我们遭遇的地缘藩篱，节点在台湾。

如今，我们的硬实力已经走向世界，而软实力如何使用，如何有技巧地解决国家统一、进而带动区位乃至世界发展，焦点之一又是台湾。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会说“统一台湾，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台湾，要做的也不仅仅是一个统一”。

天已大亮，我们从等待到期待

看过我前文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个“焖统”派，5到10年的三件大事是发展转型、技术革命与内外循环，在此基础上同步进行军事力量的战略前出，再来实现统一，将比如今有着更好的条件。这个设想也和相关方向的朋友交流过，证明并非是我闭门YY。

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理智虽然如此，但我也像一代代最普通的中国人一样，对“统一”有着天然的情愫。总有一种恨不得明天就想看到统一的冲动要压抑，每一次飞机在福建的起降，都是扒着机窗面向东方，望眼欲穿。

最近看《沉默的荣耀》，我屡屡流泪，那首名叫《团圆》的主题曲，在我耳边成了滚动播放。我想起我也正是在捉蜻蜓的年纪，曾和祖父有过拉钩：台湾彻底统一的那天，要替他去看看。

《沉默的荣耀》主题曲——《团圆》https://www.zhihu.com/video/1965383745847686844

当年开放老兵探亲，我们觉得近在眼前。不料倏忽之间，我也人过中年。

但我虽然仍保留着少年的冲动，却也有了成长的思考和阅历，我知道台湾问题背后这一套复杂的地缘破局与价值逻辑，这远不仅仅只是一个3.6万平方公里的宝岛所能承载的。由此我也深刻体会到顶层设计“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意涵。

我很幸运，我们这代人都很幸运，几代人吃过苦走到我们的这代，将看到“天大亮”的阶段终局。

第一个人大立法通过的“台湾光复纪念日”，却已经是80年的法理天道，两岸本就是同胞，你不要怕，我不会急，瓜熟蒂落，就在你我这一段人生。

我们的大中国，一定不会让所有人失望的。

参考

1. ^台湾光复 https://www.krzzjn.com/show-2152-111197.html
2. ^The Consul at Taipei (Blak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7v07/d328
3. ^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 https://news.cctv.com/2020/08/28/ARTItNErKywdcITI2BRhKNiU200828.shtml
4. ^Roosevelt's lost alliances: how personal politics helped start the Cold War，2011-11
5. ^波茨坦公告（全文） https://www.mfa.gov.cn/nanhai/chn/zcfg/201605/t20160530_85235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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