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三全」育人到「四全」育人——全环境育人理念的历史传承与时代突破
第一节 从「三全」育人到「四全」育人——全环境育人理念的历史传承与时代突破
一、「三全」育人理念的历史发展脉络与实践推进情况
「三全」育人理念（即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简称）不是亘古就有的思想教育传统，也不是从国外直接照抄照搬的教育模式，而是特定社会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经济及教育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特有的教育理念。因此，我们追溯「三全」育人理念的历史发展轨迹，就不能忽视我国政治、经济及教育文化这个大背景。基于对「三全」育人相关论文及著作的搜索，笔者在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总结，并以时间为线索，将「三全」育人理念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新中国的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可谓非常迫切，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对中国的旧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革，确立新中国初期「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地位。在此背景下，1950 年 8 月召开的中国教育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三育人」口号。这在特殊历史时期极大地调动了高校管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积极奉献的热情，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层面首次认可了「管理」和「服务」同育人的紧密关联，将育人途径由传统的唯一性的教书，拓展至教书、管理和服务等三个层面。其积极意义还在于，育人工作成为学校场域内所有教职员工齐抓共管的一项整体性工作，这一思路对后来教育理念的进一步完善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国家建设进入了曲折迷惘期，我国的教育事业也陷入了动荡和混乱之中，这一时期的教育事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教育理念的发展和教育实践的推进一样，基本处在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抛弃了「两个凡是」和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界又重新提出和恢复了之前的教育原则和理念。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教育也转移到国家的工作重心上来，邓小平强调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四有新人」和「三个面向」的提出为我国的教育确立了目标。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必须建立起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教育体制，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教育界逐渐探索形成了「三全」育人的理念。一是全员育人，主要是从育人主体的角度出发，提出学生、学校、家庭、社会是「四位一体」的，强调每方都有育人职责、都应树立育人的主动意识。二是全方位育人，主要是从教育途径的角度出发，提出要充分利用各种载体，包括校园文化建设、学生职业规划、心理健康辅导、困难学生资助、课外学术活动、学生社团管理、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组织等，要求丰富育人的形式和内容，强调渗透式教育、隐性教育的重要作用。三是全过程育人，主要是从教育过程的角度出发，提出育人要贯穿从「入校门」到「出校门」的整个过程，根据学生不同阶段身心特点和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做出科学规划、进行合理引导，做到环环相扣、阶段连贯。
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我国面向新世纪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重要部署。《决定》贯彻了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精神，可以说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它不仅对我国的教育目标提出了新的方向，即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同时也对我国的教育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一文件精神的指引下，学者们对以往「三育人」概念的不足进行总结，同时对「三全」育人的概念进行了新的补充与阐释。此时，已有学者很具体地提出了「三全」育人的实施途径，如「建立全员育人的网络系统，建立执行的机制和制度，实施两课，发挥党团支部和两校一会的作用，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做好新生入学、毕业以及主干阶段的思政工作等」[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