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不器”是《论语·为政》中独立成段的一句话，由于缺乏上下文背景，其阐释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

以朱熹为代表的传统注家认为：

“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君子，不应该像器皿那样，只有一定的用途，而应该多才多艺，无所不能”。

不过，也有学者提出，“君子不器”与其说是主张多才多艺，不如说是倡导提高道德水平和境界。

其实，要想对“君子不器”的内涵作出全面阐释，首先要厘清孔子对于“君子”的界定，其次要结合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形象及其赋予“君子”的历史使命，来阐释“器”与“不器”的丰富内涵。

何为“君子”？

春秋之前，由于“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能接受教育，才能更多地关心“公德”而非私利，因此，君子之“德”与君子之“位”密不可分。

当时的“君子”，主要是指政治、社会地位高者而言的。

到了春秋时期，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私学的兴起，“学在官府”的格局被打破，平民子弟也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出现了大批道德素养较高却“无位”的人。

当时，由于周王室礼崩乐坏，贵族阶层道德滑坡现象严重，也出现了大批虽然“在位”却无德的人。

这就导致了“君子”的“德”“位”关系出现了偏差和错乱，“‘君子’一词逐渐由表示统治者的身份地位的概念转变为表示德性修养的概念”。

孔子是实现“君子”概念由“位”向“德”转化的关键人物。

在孔子看来，凡是承载道德理想、躬行道德规范者，均可视为“君子”。

“小人”则往往带有道德上的贬义。是否“有德”虽然是孔子区分“君子”“小人”的主要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孔子心目中的“君子”与特定的社会阶层毫无关联。

孔子说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可见，“君子”的本务是修德，所以，其一切言行都要围绕“德”而展开。

从这一原则出发，孔子提出“君子”不应从事“鄙事”，或专精于某一项技能，而应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而不从事“鄙事”的特征，决定了“君子”要么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人，要么是像僧侣那样不事生产的人。

孔子虽然实现了“君子”的内涵由重“位”向重“德”的转化，但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并不是后世儒家所谓的“人皆可为君子”的单纯有德者，而是专以修德、弘德为务的特殊阶层，也就是“士”阶层。

何为“器”，何为“不器”？

“器”的本义为“器皿”，引申义有工具（器具）、生物体的构成部分（器官）、人的气度格局（器量）等。

结合孔子对“君子”的阐释及《论语》中其他几处“器”的内涵，可将学界对“君子不器”之“器”的理解归纳为以下几种。

很多的解释为“工具”或“专门的才能”。西方汉学者多将“器”理解为工具、专门才能、手段等。

在将“器”理解为“专门才能”的基础上，很多人对于“不器”的理解又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不器”是说君子不应拘泥于专门的才能，不应学习和从事农、医、卜、商等谋私利的活动，而应接受道德教育，从事治理国家、教育百姓等公共事务。

另一种意见认为，“君子不器”是说“君子不应像器皿一般，只具备某一方面的知识。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多能’必然成为君子的追求目标，因此，广闻博识也必然使其可以立足于各种复杂的形势”。显然，这是不符合孔子原意的。

按照中国学者的一般理解，君子所奉行的人格信条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上》）。

君子不器，是要摆脱形而下的器物的束缚，以形而上的“道”为最高目的，通过掌握多门知识和高端技艺，将自己在社会上的所作所为升格为“修己”的实践，以济天下，从而达到与天道合一的境界。

儒家认为专业化是有局限的，只能受到特殊技能训练的专门家在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上是目光短浅的，他会变得比一件工具或是一样器皿好不了多少。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儒学的发展，直到明代王阳明学说的产生，“君子不器”理念的弊端才得以在儒学内部获得一定程度的纠正。

王阳明的学生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

王艮的说法直接把“道”由天上拉回到了人间，这意味着，并非只有达到通才标准的上层人士才能成为君子，由于社会分工而形成各行各业的普通从业者也能通过自己专门化的劳动达到“道”的境界，因此也能成为君子或者圣人。

对“君子不器”的解读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那么“君子不器”可理解为：君子不能被他人当作没有生命力的工具来使用。“器”还有物的含义，“器者，物象之名”。

那么“君子不器”也可理解为：君子不能把自己当作物。总之，“君子不器”就是君子不能被当成器皿、器具、器物。

从《易经·系辞上》来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所谓的“君子不器”，是要把君子从有限的被动的形下层面解放出来，升华到“形上之道”的境界。

而相对于有限的被动的“器”的形下层次而言，“道”的形上境界则是富有主体性、超越性的精神境界。

“君子不器”的人文实质就是——

反对把人作为“工具理性”，而坚守人的“价值理性”的主体地位；

防止庸俗化、功利化追求对人格的扭曲，坚持人的形上姿态，保持人格的崇高性，维护“天地之性（生）人为贵”的价值地位。

“君子不器”，与孔子提出的君子的本分在于修德、弘德是一脉相承的。

但这里的“君子”，并非仅指有“德”的君子，而是指“德”“位”相配的君子，即脱离劳动生产的“士”阶层。

“君子不器”不仅意味着“士”阶层要“学以致其道”、躬行道德，还意味着他不应从事农、工、医、卜等“鄙事”。

君子不能像器具那样。

器是用来载道的。君子追求的是道，不是器。器，各有各的用途，知识分子的毛病是拘泥于小道，不知会通，因为追求器，自己也变成了器。

而孔子赋予君子的社会使命是在天下有道、国家有道的时候，协助君主治理国家，而其施政的重点是:

从内以自身高尚的道德素养感召百姓；

从外以“礼”的规定来保证国家社会在正常轨道上运行。

因此，“君子不器”也应包含有“以德治国”“仁治”等儒家政治原则。

综上，关于“君子不器”，从现实来看，人有专才有通才，所以君子可器可不器。或者说，器与不器已经不是界定君子的标准了。